一场关于意义的启蒙运动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为生存所需而进行的劳作会妨碍我们进入最高的人类活动。他认为只有当人们从生存所需中抽身之后，才可以在闲暇（scholē）中转向那些真正让生命绽放的活动，比如沉思、对话、德性实践、政治参与。
但闲暇有一个沉重的前提：奴隶制。古希腊公民能享有闲暇，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底层替他们承担了生存所需。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政治学》中设想过，如果工具能够自行运作，奴隶制便不再必要：
"For if every instrument could accomplish its own work... the shuttle would weave and the plectrum touch the lyre, chief workmen would not want servants, nor masters slaves."
若每件工具都能自行完成其工作……梭子自己织布，竖琴自己弹奏，工匠便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需要奴隶。
—— Politics, Book I, 1253b-1254a
如果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今天，看到 AGI 的曙光后或许会感慨：一个不再以一部分人的自由为代价、所有人都可以在闲暇中实现个人潜能的时代，终于来了。
这似乎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最终胜利。
劳动的正名
但过去两千多年里，生产劳动的价值定位发生了反转。
随着奴隶制被废除，加上工业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在漫长的宗教、政治与经济重组中，劳动被逐步赋予新的道德和身份含义。劳动从古希腊人眼中“通往幸福的障碍”，逐渐演变成现代人“身份的根基”。
新教伦理率先完成了转变：马丁·路德提出 Beruf（天职）的概念，辛勤劳作不再是卑微的生存所需，而是回应上帝安排的方式。洛克的劳动财产论进一步赋予劳动以政治尊严：你对一个东西拥有权利，是因为你“混入了你的劳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更是直接在本体论层面为劳动正名：奴隶通过劳动改造外部世界，反而获得了自我意识，劳动不再只是谋生手段，而是人形成主体性的关键过程。
到了今天，“你做什么工作”几乎等于“你是谁”。教育体系、社会评价、自我认同，全部围绕这个等式运转。
这场意义重构也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异化：劳动本应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表达，但在现实中被扭曲为谋生手段。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不把工作看作认识和实现自我的方式。当劳动不再提供意义，但新的意义基础又尚未成型时，社会就会更容易回退到娱乐消费和低门槛刺激。
在 AGI 前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意义体系，即将彻底崩塌。
后匮乏时代的虚无
我们的乐观判断是 AGI 会比人们预期的来得更快，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爆发足以催生某种 UBI 式（全民基本收入）的保障机制，大多数人将不再需要为谋生而工作。
这究竟是压垮“劳动赋予意义”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兑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闲暇，让每个人都有了条件去绽放生命力、实现潜能？
历史和现实都给过我们一些提示。
贵族阶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从生存所需中解放”的实验。一群拥有充裕时间和资源、无需为生存劳作的人，他们做了什么？少数人确实成为了哲学家、科学家、作家、政治实践者、艺术赞助人，但大量贵族的日常是打猎、赌博、社交八卦、酗酒、无尽的无聊。帕斯卡说：“人类所有的不幸都源于他们不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的观察对象正是这群有闲阶级。
退休人群是当代版本的同一实验。研究发现，很多人退休后头一两年生活满意度上升，然后就开始下滑：抑郁率上升，认知功能衰退加速，社会孤立加深。被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没有自动通向充实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说的闲暇不是“空闲时间”，它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你需要知道怎么沉思，怎么进行严肃的对话，怎么欣赏和创造美，怎么践行伦理德性。古希腊人从小接受 paideia（教育），核心就是培养一个人“善用闲暇”的能力。
而现代社会和教育体系只奖励效率，几乎从未认真地培养过人们如何面对自由。当 AGI 移除了工作提供的外部结构和约束时，普遍的虚无感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危机。
意义的重建
我们认为应对这场意义危机需要三样东西：培养自主思考、表达和创造的能力；构建让人们互相启发、彼此看见的连接网络；以及形成一种新的关于意义来源的社会共识。
意义不是一个人在脑内推导出来的抽象结论，而是在表达、澄清、碰撞、被回应、被看见、被质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我们决定从深度对话切入。
对话是人类探寻意义最古老也最普世的方法：从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追问何为正义，到孔子在杏坛与弟子论仁，从文艺复兴的沙龙到启蒙时代的咖啡馆，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对意义的大规模探寻，都发生在对话中。
我们希望打造的正是承载这种对话的基础设施。
首先，我们计划将深度对话打造成下一代内容媒介。我们将人类积累的智慧如哲学、文学、思想转化为可以进入的对话体验。在与这些思想的对话中，深度的思考和表达被激发，人们开始重新觉察自我。
第二步，我们希望把深度对话推广为一种新的社交方式。独自想明白一件事是一回事，在对话中被另一个人真正听见、被一个意料之外的视角击中，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意义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涌现。我们想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建类似 symposium（古希腊哲学沙龙）的体验：一个人们互相启发、彼此看见的连接网络。
第三步，我们想让思想和行动闭环。在对话中产生的想法需要在行动中验证，在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和困惑又回到对话中被审视。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每一个人的个人成长伙伴，帮人们在思考、表达和行动中逐渐厘清：我在乎什么，我热爱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有个美好的愿景：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条件去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绽放生命力。AGI 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但光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愿景不会在 AGI 到来时自动实现。
因此我们发起了这场关于意义的启蒙运动，去探索一个以深度对话为入口的意义基础设施。
期待有共鸣的伙伴加入，一起应对人类文明在下一阶段最大的挑战。